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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
大哉斯文,漫衍而新生
標題:大哉斯文,漫衍而新生
姓名:梅家玲、劉正忠
出版日期:2024.06
出版單位:《中國現代文學》第45期
簡介
  • 簡介
  • 作者

         漢語的「文明」一詞,從字詞淵源考索,可以追溯至《易傳》中「文明以止」、「文明以說」的記載;然而當日本學者福澤諭吉(1835-1901)以「文明」首譯「civilization」並為晚清學者所延用後,不僅詞義為之一變,同時也衝擊了中華世界固有的價值體系。「文明的」(civilized)已是指相對於較低級的蒙昧(savage)、野蠻(barbarous)、半文明(half-civilized)而言的較高等級狀態。整個 19 世紀以來,歐美中等教育在教科書中所呈現的文明觀,便是一種從蒙昧到文明的線性進步觀:真正的文明國家乃是指過去兩三百年來成功通過現代性轉換的歐美國家,而做為中華文明的軸心地帶的中國,則被歸屬為半文明國家。

 

      因此,「中華文明」若作為一種文明論的表述,它從晚清開始,就一直處在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挑戰中,內蘊著蒙昧與進步,挫敗與成功的多重糾結,並且不斷介入知識分子的自我認知過程。從晚清的中西體用之辨,到民國初年新青年諸子對固有文化的發難,此後爭論從未止息,或評析東西文化優劣的比較,或比較東西文明異同,1930 年代發生在中國的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論戰,1960 年代在台灣展開的中西文化論戰,成因與話題雖然多端,無不關涉到對文明的理解與認同。

 

        就在知識分子熱烈闡釋中華文明及其挑戰之際,文學觀念與創作實踐也有了劇烈的變化。易言之,中西文明的碰撞與重組,每每重疊於「現代文學」在華文世界發展的關鍵時期。事實上,兩者之間不僅存在著共時性,也存在著有待闡明的因果性或辯證性。蓋自五四以來,「現代文學」每每被知識分子們賦予了啟蒙與救亡的重責大任;既懸此高標,便無法迴避對於既有的歷史文化的闡釋。問題是能夠重新賦予華人世界生機的斯文,與足以表述現代個體情志的斯文,是相互連貫的嗎?

 

        現代文學體系立基於對現代的想像,它力求革新,激進者甚至不惜提議要刨除「文明以行」的漢字根基,改用拼音文字。至於反傳統之說,在若干特定時期都曾被喊得漫天價響。儘管如此,蓬勃發展至今的華語現代文學,終究係以古已有之的漢字作為書寫載體;創作者在追求現代性的同時,亦不忘頻頻調度、轉化各類古典文學資源。因之而體現的新與舊、古與今的協力與張力,原就繁複多變。再加上百年來戰亂頻仍,兩岸分立,華人離散於世界各地者,所在多有。因此,對於「中華」的想像與體認,早已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而推移變化,不再定於一端。

在此情況下,「中華文明」將如何再現於現代文學的想像之中,「現代文學」又將如何重塑、形構現代的「中華文明」,正是我們製作本專輯的初衷。專輯裡的五篇論文,都同樣展示了文學跨地域流動的視野,而又各自帶來殊異的案例。

 

        首先,臺灣作為移民社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接受了來自大陸的文化澆灌,與在地因素相結合之後,早已成為中華文明新興的沃壤。1895 年的乙未割台,並未決然阻斷漢文學紮下的根基。許俊雅的論文以楊華的新文學創作為案例,關涉到中國現代書刊對殖民地漢文作家的影響。她以同情的理解,闡明殖民地作家為探求文化母體而進行「化用」與「改寫」的特殊情境,其複雜性遠非剽竊一語所可表盡。

 

        中華文明在近代東亞世界的傳播路徑,呈現出多重形式,這與近代華人複雜的遷徙流離的歷史有密切關係。香港本為中土之邊緣,因老大中國的積弱不振而淪為殖民地,成了中西文明迅速糅合的試驗場。國共內戰引發了分裂與遷移,如何在花果飄零的情境下,尋索一塊可以插枝播種之地,遂成了有志之士的要務。錢穆及其同道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事蹟久為人知,惟理念不足以自行,還須涉及綿密的協商。顏訥調動史料,生動重構當事者在冷戰國際情勢下周旋於港英、臺灣、美國以興學的難題,其中涉及新亞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係尤稱細膩。

 

        東南亞國家擁有來自不同時期的華人移民及其後裔,中華文明如何落地生根乃至轉化為新貌,向來是引人注目的議題。張錦忠的論文以白垚為案例,展示了一位具有深厚港臺背景的文化人如何來到星馬,營造出抒情主調與危機狀態共存的張力空間。耐人尋味的是,白垚身為在南洋倡導華文現代主義的重要人物,卻也明白指出:「每次的變亂,都使中華文化由北逐漸的向南伸展」,因而懷抱著使中華文明漫衍於南方的自我期許。然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與移植再生的現代主義之間,雖然時常有抗衡之勢,終究可以相互為用。

 

        回到臺灣來講,1949 年的大遷移,帶來了大陸各地的文化特色,匯聚了眾多人才、專業人士與各領域大師。加之,東西冷戰與地緣政治的因素,臺灣與歐美文明的接觸更深更廣,由此多元文化的衝擊構成了現代中華文明重要的發展。羅詩雲以戰時記憶為切入點,考索出身於東北的王家誠,如何在渡海來臺後展開豐富的文學生涯。以文學重啟戰亂、流浪、貧窮的經驗,固然具有自我表述的意義,但同時也是「以文字介入大敘事歷史記憶的修補行動」。

 

        至於朱西甯一家的文學經驗,則濃縮了中華文明傳播的多重樣態與路徑。莊家輝的論文,帶我們回到中國意識發展到極點同時也開始面臨巨大挑戰的 1970 年代臺灣,考察朱天心早期小說中張派美學、冷戰文化及國族歷史等三種脈絡,從而論證「民國」如何以一種曲折而糅合的型態出現。此文結合了「遺產」與「檔案」這兩個概念,已涉及反法論的省思,頗能闡明中華文明與特定文本之間的體用與離合。

 

        以中華文明涵蓋面之廣,現代文學想像型態之多樣,本專輯自然只是小規模的試探。但五篇論文已大致展示了中華文明與現代文學的關係,證明這是一個可待持續探討的豐富議題。在漢語世界裡,文明、文化、文學雖然是可以分而言之的概念,但大哉斯文,也經常可以做為一個整體去加以理解。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要探索華語語系文學,其實很難繞開現代中華文明的課題。然則本專輯能在以「中國現代文學」為名的學術期刊上實踐,正是恰如其分,且格外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