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年10月12日，臺灣大學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計畫成員高嘉謙副教授，結合臺大中文系「大學國文輔助演講」邀請了日本近畿大學名譽教授福家道信教授來臺講座，講題為：「訪問北京沈府記：沈從文研究的幾縷思緒」。福家教授是沈從文研究的專家和譯者，更重要的是，教授在1980年代曾見過沈從文本人，也與沈從文的家人有密切的交流，因而可以更細緻地把握作家的寫作背景。

                    高嘉謙教授與福家道信教授

    上半場開頭福家教授從沈從文的兩部傳記：《記胡也頻》、《記丁玲》切入，點出胡也頻、丁玲、沈從文三人在1920年代以來的友好關係。重新檢視這段沈從文這段往事，對照文學史屢屢述及他與新月作家或京派文人的交往來看，可說是從側面證明了他複雜的寫作位置。

    福家教授提到自己曾在日本《Viking》雜誌上翻譯沈從文的作品，然而當時正處文革時期，中國方面資訊不明朗，甚至傳出沈從文已經過世的消息，因此當初翻譯作品時，並未與作家本人商談。直到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1982年沈從文因緣際會到了東京，福家教授才終於見到這位劫後倖存的八十歲老作家。教授接著談起與沈府中人交流的種種：從出身安徽名門的張兆和，到大兒子沈龍朱在反右運動中的遭遇，以及小兒子沈虎雛整理全集的工作。此外也談到沈從文的兩位媳婦馬永煒與張之佩，以及孫女沈帆與沈紅，還有弟弟沈荃、表姪黃永玉等人——教授細述作家前塵往事，真是如數家珍。

   下半場福家教授分享了兩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察。首先是1950年代沈從文自殺獲救後在歷史博物館工作，相較於家人對新中國政權的積極態度，沈從文心情其實相當低落。然而當時他的工作桌上卻常有人送上花束，福家教授根據沈府中人的說法，認為大概是鳥居龍藏的女兒鳥居綠子贈送的。這段因緣起於中日戰爭期間來到中國的鳥居龍藏：緣於對中國苗地的研究，鳥居龍藏注意到沈從文的寫作，從此對沈從文相當注意。事實上衡諸1950年代新中國的意識形態，沈從文其實是無足輕重的，不過鳥居龍藏仍然認為這位五四之子的文字，對邊境或苗地別具意義。其中殊異的歷史因緣，在在引人深思，可惜鳥居龍藏後人深居簡出，難以聯絡，相關研究仍有待開發。

    最後，福家教授提出最近關心的話題：沈從文小說中反復出現的「眼前的葵花」。這個比喻或摹寫可視為幻影或是視覺後像，它與直視強光息息相關，福家教授認為沈從文從早年困居「窄而霉齋」的寫作，到封筆之作〈雪晴〉，都存在著為了避寒而靠近、逼視太陽而產生的視像，簡直是生存欲望的視覺象徵。更有甚者，眼前的「葵花」最終幻化出更為絢麗多彩的形色——在〈雪晴〉中眼前的「葵花」變成了「紫茸茸的金黃鑲邊的葵花」。福家教授認為這種精緻的修飾細節，可以從沈從文對銅鏡、古物的興趣中看出端倪，進一步來說，更可藉此讓這朵穿透沈從文的小說寫作與物質研究兩種土層而長出的「葵花」，在文本與歷史之間重新綻放。

    除了臺大場次的講座，福家教授於2023年10月11日也在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做了一場演講，講題是「從翻譯開始，到心靈的故鄉去：沈從文與日本的緣分」。 （黃衍智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