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促進青年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臺大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於2023年6月12-13日，與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亞太研究中心合作舉辦「2023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工作坊」。該會議以視訊方式進行，包括兩場專題演講、一場圓桌會議，以及兩校合計十二位研究生發表論文。

開幕式由伊利諾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陳婧祾教授主持，伊利諾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任Misumi Sadler教授與本中心主任梅家玲教授先後致辭，雙方都對於能夠合作交流表示樂觀其成，並希望這是未來更進一步合作的開始。

 第一天議程 

開幕式之後，隨即進行第一天兩個場次的論文發表，與兩場專題演講。第一場論文發表由高嘉謙教授主持，臺灣大學三位同學分別就晚清時期的小說與南洋報刊發表論文。首先是吳佳鴻，他的〈中國製造與離家記：晚清科學小說的域外行旅〉一文，探討晚清科學小說以中國的編碼體系為世界萬物重新命名，以及個人在集體政治經濟思潮下對逃離中國的渴望。其次汪卉婕〈詼諧敘事與排滿革命：論新加坡《中興日報》副刊「非非」與晚清政治思潮〉聚焦於新加坡《中興日報》「非非副刊」中的諧文和漫畫，探討幽默敘事如何回應晚清政治，並論述報刊中的詼諧敘事在1890年代以來的演變。最後是潘舜怡〈建構一個二十世紀初的南洋「文學場域」——《叻報》副刊週邊文本的考察〉試圖揭示《叻報》副刊在二十世紀初的南洋文學場域中的符號生產和文學史意義，同時強調對「南洋」文學主體建構問題的關注。

第二場研討由梅家玲教授主持，由伊利諾大學的同學分別發表關於張愛玲、沈從文的小說研究。其中浦玉潔〈《金鎖記》中的「瘋狂」形象研究：以寡婦與財產繼承為中心〉從社會背景切入，討論民國30-40年代的寡婦財產繼承問題，揭示社會習俗和法律之間的差距，並指出金鎖象徵著寡婦對財產的監管權，而非繼承權，導致曹七巧陷入瘋狂，被視為瘋人。陳霽帆〈怨的詩學：張愛玲晚期風格中的情、物與記憶〉則是探討張愛玲《怨女》中的「怨」書寫，小說中寺廟、爐子和女性名字象徵情感和記憶，揭示女性受到的壓迫。最後提出，張愛玲以怨的詩學表達女性情感，批評社會中的不平等。劉泱泱〈阿麗思遊中國：沈從文對《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改寫〉討論沈從文在《阿麗思中國遊記》中跳脫異域敘事，以外國少女視角探討中國社會議題的寫作作法最終宣告失敗，同時，文中探討了沈從文如何從這一作品中逐漸成熟發展。

兩場論文發表都由兩校同學相互評論，第二場研討結束前，梅家玲教授並提醒大家在細讀特定文本時應該與前行研究展開更多對話，將單一文本放回文學傳統對話中，並強調研究自身的突破點所在。

兩場論文研討之後，由梅家玲教授與陳婧祾教授發表專題演講。梅教授以〈近四十年來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學科形構與研究動向〉為題，說明「近現代文學研究」在臺灣的發展是一條曲折的歷程。二十世紀的五○至七○年代，由於政治戒嚴，幾乎完全禁絕。八、九○年代開始，在民間報刊與學會組織合作下，逐漸開展。直到二十一世紀之後，才正式發展出學院化、跨域化、國際化的特色。它的研究走向，從關注專家專著，逐漸發展為議題式的討論，具有文學、文化史向度的考掘。學者背景多元，研究議題包含兩岸文學、性別議題，加上跨領域的馬華文學研究等。陳婧祾教授則以〈普羅米修斯和我的歷險：有關學術課題的一些思考〉為題談論心路歷程。她以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演變為例，說明學界經歷了二十年，成果漸趨豐碩，此時會面臨到研究角度的問題，還涉及到政治的跨域。當研究者從現代文學角度關心普羅米修斯，也要思考如何向不同領域聽眾表達研究者的關心，能說明這份研究是有意義的。

＊＊＊＊＊＊＊＊＊＊＊＊＊＊＊＊＊ 

 第二天議程 

第二天的會議於同一時間召開，第一場由陳婧祾教授主持，臺灣大學同學發表。先是黃衍智〈論周作人「悲哀」的美學與情感：以1930年代「東洋人的悲哀」為線索〉一文，指出周作人引用永井荷風的「東洋人的悲哀」試圖連結中日雙方，形塑同情共感的可能，並探究其中複雜的美學思考，最後指出「悲哀」作為啟動同情的特殊能量，涉及了思想境界與倫理的可能。林文心〈拋接自我的遊戲——重探施蟄存心理分析小說的主體意義〉一文，討論施蟄存於三〇年代的心理分析小說——《將軍底頭》、《梅雨之夕》、《善女人品行》，透過克莉斯蒂娃的「賤斥」概念，考掘出其作品中不同於過往研究面向的主體意義。後由李筱涵〈多聲「我城」：西西故事新編裡的冷戰城市——香港〉一文，將西西故事新編小說置於冷戰情境下的歷史現實中考察，從作家生長背景詮釋西西新編小說所呈現「中西交匯」、「邊緣視角與多重聲音」和「拒絕被收編的地方性」等特徵。

第二場由高嘉謙教授主持，伊利諾大學同學發表，卞若懿〈作為政治隱喻的女性：1992年徐克創作的女性形象與香港的未來〉探討《新龍門客棧》和《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中的金鑲玉、邱莫言和十三姨，作為徐克對中國和香港身份認同的隱喻，呈現出徐克崇尚靈活性和文化融合的傾向，同時作為對1997年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潛在威脅的警示。王正源〈稚拙、錯峙、自發：異位視閾下的現代漢語詩歌〉透過對AI寫作工具的觀察和中古中國詩歌的反思，指出對於詩歌創作和詞語選擇的新思考。這種思考不僅關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對話，也關乎對於文學創新和表達方式的理解。這些問題的探索有助於豐富我們對於詩歌的理解，並推動詩歌創作在當代文學中的重要性和價值。最後嚴予珩〈「十七年」文人在合作中的反抗：《紅豆》和《在懸崖上》的敘事越軌〉一文，以文本分析和文學批評探討兩部作品在人物、情節、敘事語言等方面的越界，即思想政治話語的背離，反映了知識分子面對個人和政治話語、個人道路和集體事業的困境。

第二場會議結束之前，臺大中文系劉正忠主任也與會發表談話。他談及現代文學時常面臨新挑戰，前行研究、工具與日俱增，文學研究可能很快進入與AI合作的時代，研究者須突顯無法被AI取代的部分。利用機械協助處理勞心勞力的事情，但評斷好壞、創新性，仍需要人類的審美判斷介入，人作為審美的主體，具備好惡的主觀性，這是是人為研究最可貴的部分。

 圓桌座談會 

為了讓兩校師生能進一步交流，工作坊在兩天四場論文研討告一段落之後，舉行「圓桌座談」，由高嘉謙教授主持。汪卉婕首先提出「理論的焦慮」問題，立即引發與會者的熱烈討論，成為座談的主軸。其中，嚴予珩、浦玉潔表達各自依賴理論、理論不足方面的疑惑。林文心認為，使用理論時要提醒自己要留意小說發生的歷史環境，使小說和時代產生連結。李筱涵提醒，理論有自身脈絡，使用時要有轉化修正的心態，使理論在地化，成為新的理論。陳霽帆則認為理論與其說是工具，更像是框架、視野，文學和理論未必截然分明。例如克莉絲蒂娃的理論是很詩意的，而文學有時也是理論，幫助我們理解這世界。最後，梅家玲教授回應，理論須變成提問的方式，使理論在地化，就可以避免使研究淪為理論的注腳。高嘉謙教授認為理論是幫助研究者培養敏感度的方法，也是使論述提升高度的方法，同時也要關注理論的發展，跟學術前緣接軌。

最後，陳婧祾教授於會議尾聲時總結，學會理論是學者職業的要求，正如周作人使用了永井荷風的「東洋人的悲哀」，如果理論可以說得更好，我們大可使用理論，好的理論就像好的調味料，引用得好便一定會跟論文融合在一起。我們在引用中，或許會找到自己的目標。並且鼓勵各位同學現在的寫作，未來可能也會被引用。並讚許各位研究生後生可畏，期待未來有更多合作。兩天的工作坊，至此圓滿結束。

（撰稿者：臺大中文所 楊鎮宇）